为什么一些网络历史谣言很容易传播？

古籍
2022年2月19日10时

曾几何时，很多片面的历史认知，比如陈汤击败罗马军团，崇祯的自尽被过度美化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王玄策一人灭一国，陈庆之7000人破50万的片面历史认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就算各种辟谣的深度文章和有技术含量的学术论文层出不穷，但是各种网络谣言依旧广为流传，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本文试图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浅显地谈一谈其中的原因，以及信息传播的特点，并对有关的传播案例进行定性分析和案例分析。

主观

因为人是主观的，所以没有任何叙述是绝对客观公正的。所以任何叙述都先天性地存在支持者和反对者。既然历史的书页已经被合上，那么也就不存在能百分之百复原历史的叙述，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只是在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只是说不同版本的叙述的可信度和客观度不同而已。有些叙述是明显缺乏事实支撑，或者是在考古研究不发达的阶段得出的结论，有的甚至不是来自于历史研究，而是精彩的历史类文学或者艺术作品。很多历史原典已经电子化，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乐此不疲的相信那些轻飘飘的言论。

信息的传播比真实性更重要

也就是说，这些流言的传播和信息本身的可信度无关，而是和言论传播的规律关系更大。

这是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

网上广泛流传的陈汤击败罗马军团，南宋独立抗蒙50年之类的信息的大规模流传，和信息本身的可信度无关，但是和信息本身的特性有关系。这些信息反映的本质问题不是史实问题，而是逻辑问题。

这些信息的特点，就是来源于对复杂历史过程的的简化，以偏概全，将个别案例普及化，具有戏剧性和话题性，矛盾双方存在着较为巨大的反差和对比。在传播中，碎片化的简化历史认知，最后形成了一个个典型的刻板映像（stereotype）。

传奇的故事缺乏历史内核

比如骊轩罗马村的传说，且不谈本身史实和逻辑漏洞百出，罗马军团在跨越了亚欧内陆，九死一生之后来到中国定居安家，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可以算是东方人的西方想象，而且这个想象在无形间迎合了汉朝>匈奴>帕提亚>罗马的不等式，极大满足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崇祯的君王死社稷的确是事实，但是却过分强调了结果，忽视了通向结果的一系列过程，单方面强调了崇祯的无辜，却忽视了这一结果背后，崇祯和明朝诸帝客观存在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历史战役都是钓鱼城之战这么成功

南宋抗蒙50年（1235-1279）的说法是有明显偏向性的，论证持有者们会强调当时亚欧各国的抵抗往往没有这么持久。和春秋笔法一样，他们他么喜欢突出总体失利中的个别胜利（孟珙抗元，钓鱼城，襄阳保卫战），并有意呼略从公元1239-1255,1259-1267年之间存在的战争间隙，南宋并没有在50年间持续与蒙古人进行高强度的激战，多数战役以城市攻防战形式进行，总体来看南宋和其他被蒙古征服的国家都是防守方，属于失地的一方。其实就是出于已有的好恶，放大偏好一方的功绩，非常不客观，也非常狡猾。

宋朝多数时候处于不利的一方

至于王玄策一人灭一国，最早出自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文学作品《天竺热风录》，王玄策征服的仅仅是戒日王大臣阿罗那顺的队伍，当时这样的割据贵族在印度不下十家，一人端平印度文明本来就是痴人说梦而已。将击败的一个地方军阀约等于一国，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将个例推而广之。在王玄策和戒日王的年代，印度仅仅是贵霜人，希腊人，波斯人等外人眼里的文化圈概念，而不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实体，作为整体的政治实体还是英国人来到后才有的事。至于王玄策是借了7000尼泊尔兵和1200吐蕃兵才得以执行任务，进行的是班超式的冒险，而不是单枪匹马的行动。

特洛伊的传说，说明了文学和历史的区别

事实上这种扭曲历史的信息，其实是说了实话，但是只说了一部分实话。一部分真实的实话，往往比单纯的谎言更具有迷惑性。这样的信息非常容易让人混淆历史和文学。

当然，这样的“谣言”本身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孵化出了不少流传极广的作品。比如《荷马史诗》里特洛伊的大王子赫克托耳，他的名字其实出现在迈锡尼人的线性文字泥版上，城邦时代底比斯地区还在祭祀一座迈锡尼时代流传的赫克托耳墓。相比于累积性创作的口头文学《荷马史诗》，真实历史很可能是赫克托耳是迈锡尼人的英雄；但是在史诗流传的过程中战争胜败的双方出于后人的现实目的被置换，然后这些人物通过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加以流传，最后成了大众记忆。

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是两回事

类似的情况还有三国演义。由于三国志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各种记载，所以后人可以清晰地看到关羽和诸葛亮这样的箭靶式人物是如何兼并其他人物的事迹，其实相比于三国志，三国演义算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改变版本。而北方外族的侵略，无疑间接地从外部层面拔高了蜀汉的地位，毕竟和东晋南宋一样都是偏暗的政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都会为了当时的政治正确增减人物的事迹，用旧瓶装新酒，以少数人物承载丰富的事件和功绩，形成附有反差和戏剧性的印象，这些经过了简化，但是极具矛盾性的情节，是很有传播力的。

卡尔-霍夫兰

而且研究已经证明，在流传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只关注信息的精彩程度，是否传奇，是否有巨大反差，但不会深究信息源的可信度。美国传播学者卡尔-霍夫兰在研究了战争宣传片《我们因何而战》的传播效果后，发现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信息源的可信度高低，对于人们是否接受某一信息的影响是越来越低的，人们记住的仅仅是信息本身，而不是信息源的可信度。虽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演讲比，出租车司机的国国际关系段子更有知识性，但是时间一久，其实出租车司机的精彩嘴炮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教授的演讲可能会像水一样流走，在头脑中留不下任何东西。

在传媒的世界，强弱是“关系倒置”的

不过，根据传播的规律，其实在传媒的世界，根据“关系倒置”的规则，权利关系和现实世界的权利关系是颠倒过来的，现实世界中的强者，先天性的在传媒世界里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是弱者反而容易获得各种声援和吹捧，走上传媒世界的金字塔之巅。吹嘘只是从反面证明了现实中的脆弱。上世纪出土的赫提帝国泥版，已经从希腊人对手的角度，证明了《伊利亚特》的背景时代里，迈锡尼人是打不过赫梯帝国的，幼年期的希腊文明远远没有达到后来的鼎盛时代。

真历史上的伊利亚特，迈锡尼希腊人是战败的一方

由此可见，过度的吹捧往往是为了迎合特定人群的当下需求，而不会顾及这些流言是否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或者说过度吹捧本来就不是为了求真。

既然如此，那么辟谣和科普的作用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都是写给愿意接纳这些信息的人的。对于不愿意接纳不同观点的人，再好的科普文都是鸡同鸭讲眼碌碌，只会触发他们。

信息传播有偏向性

在媒介效果研究经过了效果无敌论----有限效果论两个时期之后，进入的第三个时期是强效果论时期。如果“效果”不仅仅指的是人们观念的转变，而是信息对人的影响，那么很多时候当人们接触到一条异质信息时，这条信息只会引发人们的反感，那么这条信息其实起到了加强固有观念的效果，外来的刺激加重的是人的成见。

传播活动的主要效果：强化固有认识，而非改变立场

其实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无处不在

再强大的传媒，在改变人们观点方面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多数时候，媒体的传播活动，仅仅是在加强人们的固有认知。针对历史谣言和神论，网络上有越来越多的辟谣文出现了，但是这些网络谣言其实非常有市场，总是能找到支持者和呼应者。所以，在接受很多信息之前，人们已经在中学或者大学阶段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念，想要动摇这一套认识是非常困难的。

媒体并没有很大改变人们的认知

20世纪传播学研究中的效果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效果无敌论---有限效果论---强效果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研究，主要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各种传播技巧用于大公司的宣传和对外战争的造势。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很迷信大众传播的威力，觉得传播会像皮下注射一样，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人们的想法。但是久而久之，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开始计算：如此声势浩大，成本极高的广播，电影的传播效果究竟如何？它们真的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的想法吗？

魔弹论认为信息传播是无敌的

伴随着一系列试验的展开，传播效果无敌论开始受到怀疑。1941年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邀请当时的好莱坞制片人，制作了非常主旋律的系列宣传电影《我们因何而战》，来教化当时新入伍的1500万美国士兵。按照好莱坞和陆军参谋部的预期，这些士兵刚刚脱离原有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网，成为一个个没有抱团的隔绝个体，应该是脱离了之前的世界和价值观，所以很容易被鼓动。根据卡尔-霍夫兰回收的抽样问卷，电影仅仅是增加了士兵对于国际局势和武器性能的了解，在态度上只是加强了士兵们业已存在的价值观而已，几乎没有人因为电影而迅速打鸡血，士兵们本来对战争持有的悲观态度和乐观态度，并没有因为看片而改变。

媒介不会直接改变人的信仰

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伊利县进行了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调查，他的目的是研究传媒，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在选举中做出的抉择。在尽可能排除抽样样本的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原住民，是否有电话和汽车（是有钱人的象征）等变量的干扰之后，经过半年的追踪调查之后，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其实大多数选民已经在选举前，决定好了支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样本中仅有8%的人是改变了阵营的。但是在这8%中，又有一部分人对选举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受到媒介影响并做出了改变的人，连选民的8%都没有。而帮助大家做出判断的，就是各个圈子内的权威，也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

而且事实证明，在影响人们判断的因素中，人际关系的作用，其实远远大于媒体的宣传。这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的由来。虽然上个世纪40年代的结论不能完全照搬到现在的互联网世界，比如现在的互联网世界存在的不是两级传播而是多级传播，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也在部分消解意见领袖过去所具备的强大威力。但是这至少为传播学发展开辟了新时代，那就是传播本身不是万能的，传播可以带来知识的增量，但是很难改变人们的既有态度。而且熟人关系对于人们态度和观念的影响，远远大于各种新老媒体。所以人们的认识，受朋友和熟人的影响非常大。

opinion leader

相比旧时代的意见领袖，在自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现在意见领袖和读者的关系近了不少，读者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看到自己眼中的意见领袖的每日更新，后台留言，文末留言和私信，取代了曾经的书信联系。所以意见领袖和读者的关系会趋向于更加私密和直接的形式。双方的互动会更多。所以读者和自己喜欢的媒体人和媒体号之间，会有更大的黏性，自己喜欢的作者不再是高高在上，远在天边，而是触手可及。相比于以前读者和作者以书信联系的时代，这种联系方式多了一些熟人的感觉。

熟人间的ABX人际传播塑造了我们的主要认知

从熟人关系的角度出发，纽科姆在1961年于密歇根大学进行试验，将人际关系对于认知效果的影响更进一步，验证了他的ABX传播系统三角图。因为有共同的认识X，所以A和B关系牢靠，反之这段关系就是一个不等腰三角形。在这个图中，A和B分别代表了两个人，X是他们共同认知或者了解的人，信息或者物。如果A和B都全面希望了解X，而且X到A和B的渠道都是通畅的，那么A和B一旦形成了对X相近的认知，那么这个三角就会很稳固；反之双方会进行一个调试过程，如果A到X的距离和B到X的距离不同，那么A和B的关系必然受影响。A和B可以选择放弃关系，也可以选择继续磨合。

在密歇根大学，纽科姆对17个素不相识的受访大学生，在政治，审美，经济，文化方面的看法进行评分，然后故意把评分差距较大的人安排在同一教室。一开始由于空间距离接近，所以大学生们会磨合彼此的观点；但是在试验后期，由于多数人都有逃避孤独，追寻和谐，寻找认同的倾向，大学生们都会和与自己价值观接近的人自由配对，配对的结果和之前的计分结果大致相当，而空间距离上的接近，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其实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也是由一个个ABX三角组成的，彼此适应彼此的观点，更容易建立起良性而持久的关系，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科学解释。一个个自媒体账号和读者群，就是这样的集合。

对于多数人而言百家争鸣只是一个概念，而不会真的有那么包容

虽然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多元化的声音是必须的，大家的脑海里都有“百家争鸣”的理念，但是具体到接触不同的观念时，看到引发不适的朋友圈或者动态，还是会在第一时间产生异物感和不适感。人们会因为一条和自己固有的认知相左的信息，取关某个媒体账号，屏蔽某个人的动态，或者对那个不认同自己观点的人设置不可见动态，都是在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久而久之，虽然可能会保留一两个提供不同观点的信息源，满足吐槽欲或者鄙视欲，大家各自的朋友圈里或者关注的微信号会被自己打造成一个整体和谐，信息取向上大体一致的小世界。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回音壁”。

人的认识因为回音室效应而固化

因为这样的小圈层太多，所以对于进入这些小圈层的异质信息，多数人可能不是接纳，而是反驳，或者排斥。所以从传播效果来看，无论是辟谣还是科普文，只是对那些愿意接受科普的人有效罢了。

媒介就是信息：媒介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

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信息

各种信息载体在承载信息的同时，其实也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方式。并不是每次媒介进步都意味着改变思维方式，也许它们只是在加固固有的方式，甚至是拉开改变者和顽固者的差距。

在上个世纪，“媒介即是信息”的观点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不同的媒介是有不同倾向性的。比如石碑，青铜礼器这样的媒介相比于莎草纸和羊皮纸而言，有利于抵抗时间的侵蚀，在一定的条件下只要保存得当，更利于传到后代，但是因为书写材料贵重，难以获取，所以自带了知识垄断的属性。无论是周天子的王官之学还是古埃及僧侣的僧侣体象形文字，都有知识垄断和特权的色彩；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繁荣，其实都伴随着媒介的改革和更新，或者信息打破阶级壁垒的外传。比如东周时代天子的乐师，史官流落到民间和各个诸侯国，让知识流传的壁垒开始出现松动。孔子兴办的私学同时对贵族和国人乃至野人招生，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近代历史上印刷术通过小说和印刷报纸以及科普读物的方式，深刻介入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北美独立战争的历史进程，也是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而到了新的时代，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起到的作用，就是之前所有媒介的总合体，变得越来越像人类的体外大脑。

相比于纸媒时代，信息流动的速度变得更快，但是信息的可信度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想要正本清源的弄清来龙去脉，变得更加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放弃主动思考，深入发掘，将搜索知识和辨析信息源的任务完全委托给体外大脑，放弃了考证可信度的机会，而是选择相信迎合自己倾向的信息。这也是网络上历史谣言还是能满天飞的原因之一。虽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信息便利，但是信息茧房效应和回音壁效应在网络上，其实比过去更加明显。虽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信息便利，但是信息茧房效应和回音壁效应在网络上，其实比过去更加明显。

知识鸿沟理论类似于马太效应

最后，根据美国学者蒂奇纳的“知识鸿沟”理论，由于信息接收者各自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了各自接收信息的能力。即使历史原典已经电子化，触达原典的时间，触达高质量辟谣文章的时间，和触达谣言的时间一样短，但是愿意看原典的人会自己去啃原典，而不愿意深究的人还是会浅尝辄止。从这个角度看，新媒体对于不同人的影响程度很不一样，或者说个人的认识水平不会随着媒介的改变而改变。因为认识水平的不同，在知识积累上会出现明显的马太效应------认识水平高的人会继续和认识水平低的人拉开差距。

刻板印象其实随处可见

其实各种谣言算是一种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或者说它们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捷径，可以帮助人们在短时间内抓住事物的某些重要特点和本质。但是停在这一步肯定是不行的，学习和生活，就是在不断打破刻板印象和固有成见的过程。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走出认识的舒适区。

“骊轩罗马村”的传播学案例分析：流行文化与非主流学术观点的互动

功夫瑜伽

穿着魔幻道具的汉朝人和罗马人

各种谬论和碎片化的历史认知，虽然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但是作为传播现象，在传播领域非常吃香，并很容易加以利用，转化为经济效益。因为有“陈汤击败罗马军团”，以及“王玄策一人击败一国”的网络传说，成龙大哥拍摄了以两个历史谣言为背景的电影------《天将雄狮》和《功夫瑜伽》就比较能博人眼球。电影的选材和立意既呼应了一带一路战略，也利用了民间的认知基础。而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着罗马第一军团残部为匈奴人所收降，然后他们被汉朝击败，所以汉朝军事实力强过罗马，极好地迎合了大众的民族自豪感。

虽然两部电影的历史想象非常精彩，各种汉朝远胜罗马的浮想联翩也是激动人心，但是真实性又有多大呢？

罗马村就是一个笑话

在科学面前，任何神论都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从信息源看，即使是在学术界内部，丽轩罗马村和“罗马战俘来华定居”的提出，都是非主流人士的不经之谈。1989年，作为兰州大学外籍教师的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和兰州大学历史系教师陈正义和西北民族学院教授关意权共同认定：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者来寨就是汉朝安置罗马战俘的骊靬古城。虽然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但是兰州大学郗百施先生在《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一文中指出汉县骊靬与大秦无关，湖南师大莫任南先生在《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骊靬县的起源问题》一文中，复旦大学葛剑雄先生在其《天涯何处罗马城》文中和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先生在《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

这些论文大都以定性分析的方式对比同时代古罗马和汉代史料，从军团俘虏去向，帕提亚和罗马的外交关系，中国汉代的郡县制度和俘虏安置制度等角度，以及语言学角度，驳斥了罗马人来华的不经之论。

反倒是各路中外媒体炒作的十分凶猛，因为这个话题有足够的话题性和吸引力。但是流量和注意力和深度往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差异是很难弥合的。

个别人的案例不足以证明罗马村的族源

如果回顾信息的传播过程，看看中外媒体对于丽轩罗马村的报道，就可以发现语言的模糊性和多意性，是神论得以存活的缝隙。媒体们在传播有关信息时，仅仅语焉不详的宣称：“2004年和2005年，者来寨村民罗英和蔡俊年分别在北京中科院和上海进行了DNA检测，鉴定结果证明有外国血统”，没有说明外国血统是哪一国；“2004年，村民罗英在北京中科院接受了血液化验，结果是具有46%的阿富汗血统。2005年，村民蔡俊年前往上海进行了DNA检测，鉴定结果为56%的欧洲血统。”这很可能就是今天各大媒体援引的“新的DNA测试显示，骊靬村三分之二村民具有白种人血统”的依据。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有关媒体非常重视这个噱头，比如这份报道的结尾，具有很明显的暗示性，是在诱导读者暗示：骊轩人是古罗马后裔，证明了很多叙述是具有偏向的，媒体的叙述并不客观，甚至有很大的误导性。

个别案例不能代表总体情况

而且，“46%的阿富汗血统”这种数据，也许可以充当宣传相关研究的噱头，在把当真之前，新闻报导语焉不详，缺乏相关研究的细节叙述，我们无法得知“46%的阿富汗血统”，“56%的欧洲血统”这两个数据有多少统计学上的置信度，是否是骊轩村民的普遍情况，就算蔡俊年个人有欧洲祖先，这样的情况在思路沿线非常常见，而且祖先是阿富汗的印欧人种或者欧洲人，能否具体对应到罗马人也还存疑。此外，从概率的角度看，1个单独个体的基因组数据，要想代表整个群体，显然有极大的误差可能性。就算某个人是罗马人后裔，并不代表着骊轩村的其他人也是罗马后裔。

这张图是包括骊靬村民在内的15个欧亚大陆上的不同人群，位置越接近，说明亲缘关系越近

最终，在分子人类学面前，神论不攻自破：2007年发表于《人类遗传学杂志》的论文《Paternal Inheritance of Mitochondrial DNA》，正是针对“中国村民是古罗马人的后裔”的传说进行检验。研究人员在短串联重复序列（STR）以及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的层面上，检验了代表着四组中国人群的227名男性的Y染色体。Y染色体是“传男不传女”，而且其中95%的基因不能发生重组，所以在分子生物学上，Y染色体DNA可以用来追溯某人的男性祖先。上面这张图是DNA相似度研究结果。

丽轩居民的长相可能来自于其他印欧人

假设骊靬人的祖先来自古罗马士兵，那么这些人显然都是男性，故此他们的Y染色体应该被骊靬人所继承，从而在现代骊靬村民的Y染色体当中占据显著的成份。若以上假设成立，上图当中的骊靬村民应该同南欧民族（北意大利人，西西里人，克罗地亚人，或者希腊人，马其顿人等族群）更接近才对。然而实验结果表明，骊靬村民的男性祖先，同三个汉族人群（分别来自河南、辽宁、宁夏）极为接近，而与骊靬村民最相似的非汉族人群，还是甘肃本地的裕固族同胞，古代回纥人的后裔之一。由此可见，骊靬村民的父系祖先绝不是古罗马士兵。

骊轩村民更有可能是回纥人

在父系被排除是罗马人之后，支持者们还可以寄希望于古罗马士兵出征打仗时，还有罗马妇女陪同。而且，经过多年战乱离散，也许这些古罗马妇女还能来到中国，同甘肃当地人相结合，从而使得当代骊靬村民的母系大部出自古罗马。不过，这一假设也被进一步的DNA检测所打破。

罗马村就是个噱头，经不起精确的分析与推敲

2009年，兰州大学马国荣的硕士论文《中国西北骊靬人起源的线粒体遗传多态性研究》表明，骊靬人的线粒体DNA与中国汉族的亲缘关系最近，而与欧洲人或者中亚人的亲缘关系较远。受精卵的线粒体通常由卵细胞提供，故而线粒体DNA基本上是“传女不传男”——只有十分罕见的情况下，该物质才会通过父系遗传。通过这项研究，骊靬村民的母系祖先是古罗马人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而个别村民的欧化长相，可能来源于和中亚其他印欧血统民族的混血，并非是来自于古罗马。总而言之，骊靬人是中国汉族和少数中亚人或欧洲人基因交流,融合的一个特殊群体。实际上，中国汉人对于整个骊靬人基因库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谣言止于勤于求索者和不盲从者，从古倒进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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