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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真正的去查资料，走访民间收藏，总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仔细研究一下有记载的清宫记录和无法统计的圆明园流失、毁坏的国宝，走到民间也许能解决争议已久的“国宝”去了哪里？能否找回来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说，民间的历代“国宝”一定大于中国的馆藏，一定大于海外的馆藏，一定大于正常的认知。能够深入民间、潜伏到民间，让民间收藏的"国宝"回家，是个简单而复杂的艰巨任务。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个高手！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是个笨蛋！高手永远是“举重若轻”，笨蛋永远是“举轻若重”。这就是智慧，智慧的具体体现就是读懂民藏那些事！
科学的难题，只要肯登攀，就能攻克。数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也能被中国人攻克，中国人还有什么不能攻克？就是中国还有的未解之谜，未解之谜之多，也是中国的一大特征。与什么有关？还是中国人辩证的哲学思想，让这些只会“比葫芦画瓢式”的鉴定，不懂哲理的人永远看不懂的古代艺术品。
中国的历史让我们许多人如此恐惧，我想不透学识问题？还是智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中国曾经的历史太伟大，没有了历史的记载，搞学问，成了搞迷信。民间搞收藏，非把民间收藏搞成了异类。
伪品、仿品、赝品，还不过瘾再来个高仿，够吓人的，高仿仿谁啊？没有标准物，就来个臆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无法准确知道某一朝代为皇宫生产了多少官窑瓷器，但是从已知的历史记载，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历代瓷器生产量是极大的，无非官窑是作为当时的硬通货作国家储备使用，部分作为皇亲国戚摆设把玩。民窑瓷器主要作为生活必需品和摆设，还有相当部分是出口。
站在历史的大视角看，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是博物馆的瓷器数量和品种无法比拟的，博物馆的现存瓷器在数量和品种上只占极小一部分，也就无法代表中国瓷器的整体水平。
在皇家档案中能找到相关的信息，比如据《大明会典》记载，宣德八年(1433年)，朝廷一次就下达了要景德镇烧造龙凤瓷器443500件的任务。
宣德朝虽然只有十年，可以估计官窑瓷器需求在百万件数量级是客观的，元明各朝比宣德有长有短，生产的官瓷应在几十万件至几百万件，这样的逻辑推断是成立的。
可是故宫元代瓷器几乎为零，明代瓷器成化以前的瓷器也就区区数百件，其他各大博物馆元代和明代早期的也屈指可数，大量的官窑瓷器都去了哪里？
各朝官窑瓷器改朝换代后的去向
1）动荡转移，新老更代大部分是通过战争而实现，每次更替使得当权者不得不考虑有流通价值的瓷器搬迁转移，使得大量的官窑转移民间窑藏。在那个动荡年代，百姓和富人首先也是想到的把瓷器藏起来，这个流出的量是巨大的。
2）在国家应急时作为硬通货变卖，这个量也是巨大的，官窑本身在当年就是有价值的流通货币，国内外均可流通，就相当于现在国家向民间发行“有款”的人民币和债券道理是差不多的。
嘉庆五年，总管内务府旨“将广储司六库久储物品可酌量售变”，“拟招商变价物件清单：康熙年款瓷器55115件，雍正年款瓷器37111件，乾隆年款瓷器99699件，连无款粗瓷器198336件”。
嘉庆十二年内务府奉旨库存瓷器内变价10万件，“随传集各商人等赴库逐款看视，所出价银多寡不一，唯商人乔文郁愿出价银4311两9钱1分2厘，与崇文门经纪所估价银有盈”。
嘉庆十四年，“瓷库现存圆琢瓷器329350件，”“招商售变圆琢瓷器15万件”“招商认买先将价银交纳广储司银库后再赴各库领取物件”。按上次售变价招商认买，唯商人李賡扬投递认呈，情愿出价银14487两2钱5分。其中尊262件、瓶4381件、罐925件、碗80504件……
嘉庆年间的三次大招商、大变卖，约45万件瓷器从宫中流向了民间，康雍乾三朝的瓷器精华几乎倾巢而出。
这是否间接证明嘉庆让顶级的官窑瓷器流向了民间，在民间的官窑瓷器数量和品质不亚于一些国有博物馆馆藏的根本原因。
到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内廷和圆明园瓷器的数量变化具体到每一个类型的官窑瓷器。这些瓷器自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十一年经过18年，仅有少数存储在内廷的瓷器被丢失外，而圆明园内存贮之器则被抢掠一空。
如康熙款绿团龙黄瓷碗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时有117件,其中内廷38件,圆明园79件,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则仅剩20件。
雍正款暗龙白里黄瓷碗在道光二十三年时共408件,其中内廷61件,圆明园存储347件,至咸丰十一年仅剩33件。
乾隆款绿行龙白里五寸黄瓷碗在道光二十三年时有248件,其中内廷存储96件,圆明园存储152件,至咸丰十一年仅剩下内廷的96件未动外,其余无存。
嘉庆款八卦云鹤瓷碗在道光二十三年刚有133件,其中内廷33件,圆明园存100件,至咸丰十一年时仅有27件。
道光款粉红地五彩福寿双喜瓷大碗在道光二十三年时有16件,其中10件在内廷,6件在圆明园,至咸丰十一年仅剩8件。
还有许多事例证明，民国时期持续不断的战争，是国宝流向民间和海外的主要原因。
因此，时至今日民间不断地、大量地出现明清时期的官窑真品，也就见奇不奇了，见怪不怪了。一些所谓专家们还在坚持民间不可能有官窑真品时，除了学识问题，剩下的就是利益问题了。
明、清两朝的皇家收藏，极大丰富中华文化艺术品，晚清的屈辱也使民间对国家珍宝一见真容。宫廷这些艺术珍品的高贵、典雅的品位也影响了全世界、全社会，全人类的艺术品位。
所以对于古代艺术品，我们需要全方位的认识，从研究入手，从文化的根脉入手，从普查民间收藏入手，让民藏中的精品、珍品通过普查、书籍、杂志表达出来。虽然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理想和远见卓识让中国的民间收藏家为中华民族展示民族文化保留了大量实物，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五千年文明古国不能光是口号，要有大量实物让世人震撼，保存在收藏家库房中的大量艺术珍宝，有朝一日向全世界亮相，就会赢来全世界仰慕的眼光， 这其实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的贡献。
民间收藏家曾呼吁，压在他们头上有三座大山：出土文物不被承认、拍卖公司垄断市场、专家不说真话。其中，对于收藏界讲究来路清晰、流传有绪来讲，“出土文物不被承认”可能是民间收藏家身上最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收藏界对民间收藏家的一大描述，就是爱编故事。
对此，小编认为，流传有序是个伪命题，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收藏的那些中国古董，哪些人能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由考古队挖出来的东西能不能拍卖？收藏家手上收的和祖传的东西就流传有序吗？你能讲清楚你爷爷的身世吗？所以大家都在编故事。2.8亿元的鸡缸杯也有它的故事，那就是这是皇帝用过的杯，但真的有证据吗？没有。”
此处用“成本论”来否定文物造假，“我们常说，外界都在打假，只有文物界在‘打真’，很多所谓的假文物，价格比成本还低，这符合经济规律吗？实际情况是，真正地里出来的陶瓷卖不掉，而有些人为了卖自己的东西，就造舆论说自己的东西是真的，别人的是假的，其实比他好的东西，民间多的是”。
综上所述，民间藏家的困惑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法规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至今国家还没有出一部收藏法，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规范管理并约束，没有法律的具体规定，首先意味着民间收藏合不合法的问题。作为一个法制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二是话语权问题。长期以来，体制内的专家学者(或者掌握行政权力的人)把持着话语权，他们说真即真，说假即假；他们的论据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科学鉴定，而是所谓的馆藏标准。
三是藏品的流通问题。世人都知道流水不腐的道理。藏品价值在流通中才能得到体现，价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一个民间收藏家倾全家之力，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与财力收藏的大量藏品，由于受市场“瓶颈”和流通的限制，政府又不出钱收购，只能让藏品沉睡在自家的床底下，不知何年马月能变现，这是让他们无奈心酸的关键。
纵观历史，穷困潦倒的收藏家也不在少数，直到他们过世后，他们的藏品才体现价值。有的甚至跨越几代人才能变现。所以，千万别说收藏家最有钱最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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