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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迹遗痕看杨柳青年画

  • 古籍
  • 2022年2月02日12时

杨柳青镇位于天津市西,明代称“古柳口”,因盛产杨柳得名,自古风光优美,水运发达,有北方“小苏杭”之称。杨柳青年画据传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盛于清代中叶,从业者甚多,有“家家都会点染,户户皆善丹青”之誉。2006年,杨柳青年画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俗生活的星光
  

民间年画是民间美术最卓越的代表之一,民间艺人多用杜梨木刻成墨线版和套色印版,经手工套色刷印而成。年节时,农家都会去集市上购买门神、灶王等年画回家张贴祭拜。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杨家埠、河南朱仙镇、山西晋南、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湖南滩头、福建漳州、广州佛山等地皆为中国较大的年画产地,较小的地区性年画产地遍布全国,而杨柳青年画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杨柳青年画受到了北方版画艺术和院体工笔重彩绘画的影响,在制作工艺上主要是采用了独特的印绘结合的方式,具有精巧细腻、明丽典雅的艺术风格。
  

直到今天,杨柳青年画具体的创始时间仍然难以考证。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不屑于记录,所以可以资参考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流传至今的年画实物凤毛麟角,有明确纪年的更加少见。因为年画本身不是作为收藏和鉴赏的独立的艺术作品,而是一年一换的消耗品,贴上新的,旧的就撕掉了。所以除了极少的粉本类年画,实物资料极难保存下来。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先生根据明末以来传流下的一些珍本实物和建国初尚健在的清代同、光年间的老辈艺人的口述推测杨柳青年画开始于明万历年间,至晚是在明末。阿英、张映雪等专家也基本同意此说。
  

杨柳青年画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多表现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题材上,杨柳青年画主要分为五个大类:门神门画、仕女娃娃、故事戏曲、吉祥民俗、神像纸马。这五类年画各具特色,并有大量的作品遗存下来。
  

门神是最早出现,并被历代沿用的年画题材,用于装饰家庭大门的门扉。从最早的神荼、郁垒,一直到我们最为熟悉的秦琼、尉迟恭,都是门神画的常见形象。其主要的职能为辟邪,把守门户,保护家宅平安。在宋代出现了紫微天官式的文门神,职能主要是赐福纳祥,从而形成了文、武门神的两大主要品类。大门之外,其余房门则要贴一些带有美好寓意的各式门画,其主要形象也一律为民间传说中的神祇、仙女、童子等形象,辟邪的性质逐渐淡化,而是更加注重喜庆吉祥的装饰效果。
  

仕女、娃娃题材的年画,在北方年画中比较常见,民间对于子孙繁盛、妇女贤良淑德的愿望在此类年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娃娃画常以一或两三个儿童为表现对象,以身旁所伴之物来作象征,大都以象征或谐音的手法寓意吉祥,题目也契合着大众心愿,表达了人们对传宗接代或祈财求福的理想。作品的构图大同小异,用色鲜亮,着重表现娃娃的活泼健美。仕女的形象经常与娃娃表现在一起,既有亲情,又具天趣。娃娃如贵子,妇女如贵妇。也有单独表现仕女的作品,形象俊美而典雅,设色清丽,格调美好。
  

故事戏曲类的年画题材多取自经史、小说、神话、传说,也包括戏曲故事,一般而言,其构图丰满,景物刻画真实自然。画师选取故事中最为典型人物和场景,配合人物的榜题和画面的题跋,使人一望便知故事内容。但其处理人物、神采、动作、服饰、甲胄等,则明显受到戏曲的影响。虽然很多历史故事不尽如史实,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过去的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态度。传统的道德观念,忠孝节义的思想,也通过这些贴在墙壁上的作品得以世代相传。
  

吉祥民俗类年画涵盖的范围较广,凡是与民俗生活有关的岁时节庆、祈福纳祥、四时生活、风俗时事,皆属此类。画面上,农人对风调雨顺的四时耕织生活的美好向往被如实地描绘出来。部分年画中的人物的服饰和周围的物件也会随时代进行相应的调整,新鲜的事物如汽车、留声机、洋装等等都会出现在画面上,时代特征鲜明的运动口号也会出现在画面文字中,体现出民间年画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俨然是一部图像的近代生活史。
  

神像纸马一类年画民间多称其为“纸马”,在不同地区和时代有不同的称谓,如“神祃”“神马”“纸马”“甲马”等。一般而言,纸马的造型简略,画面单纯,风格神秘而肃穆。新年时候的“神像”和“纸马”是为了适应年节的敬天礼神祭祖等民俗活动而创造的,所供奉祭祀的皆为能给人间带来好运的神灵。印在纸上的“神像”俗称“纸马”,但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在祭神时张贴的财神、灶王、钟馗等,色彩鲜明、构图饱满,贴挂供奉于室内或庭院,散发着新春的喜庆气氛。

  

百年画店义成永
  

杨柳青年画以杨柳青命名,但是杨柳青镇主要为集散地,主要的手绘加工产地则是镇南的所谓“南三十六村”,杨柳青镇连同这三十六村就是“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所涵盖的范围。其中的义成永画店就是“三十六村”之一的南赵庄比较有代表性的年画作坊。
  

上世纪90 年代,杨柳青本地学者张茂之先生最早系统地调查了“南乡”的画业情况,所作《杨柳青南三十六村画业兴衰史略》一文中,张先生简略记述了义成永画店的历史:
  

义成永画店是南赵庄独一无二的年画作坊,清朝光绪年间由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兄弟三人合伙经营。其规模之大,产品之精,驰名全国。从前过春节,北京城各大门楼贴的巨幅门神多是义成永画作坊加工制作。其规格是5×8 尺,画纸是拼合的,画版也是拼合的,制作费时费力,当然价钱也昂贵得多。
  

民国初年,杨氏三兄弟分家,各立门户。义成永画作坊落到杨永兴名下,他继承千余块画版,继续经营年画作坊。杨永义之子杨克勤在北京打磨厂东口开设杨正记画店,销售杨柳青年画和从上海贩来的“洋画”吸引东北、热河及全国各地画商,买卖兴隆,日本进关后衰落,勉强维持到解放,于1956 年公私合营。
  

民国中期,杨永兴之子杨立仁继承父业,经营义成永画作坊。画些东海娘娘、海大子等,这些是航海人信奉的海神,一直在沿海地区畅销。
  

解放后,作坊解体。杨立仁只作些小规模经营。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扫“四旧”的红卫兵抄走了他家千余块画版,昔日印巨幅门神的大画版拿到海河工地做跳板使用,只有一块八仙人画版幸存,那些精细珍贵的画版都荡然无存了。


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最早的有关义成永的记述。但是,那些精细珍贵的画版真的都荡然无存了吗?在近些年的年画普查工作中,一些属于义成永画店历经劫难的老画版,慢慢浮出水面,并被学者著录和出版,2013年3月4日名为“义成永年画艺术文献展——实物、技艺与口述”的展览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2014年1月18日天津杨柳青义成永年画艺术展暨上海图书馆馆藏年画精品展在上海图书馆第二展览厅展出,这些展览首次用个案(画店)方式完成,通过梳理义成永画店的历史、技艺与实物,集中展现义成永年画的艺术成就,使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展示和再现了历史上的杨柳青年画以及它们背后的时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重现南乡三十六村画业的基本情况,甚至一窥杨柳青年画曾经的辉煌。
  

在筹备“义成永年画艺术文献展——实物、技艺与口述”的过程中,一本义成永画店杨永兴所立的《应分家产目录》被发现。这本目录作于1921 年,内容不仅包括了杨永兴应分房产、地产、家具、农具等信息,而且还涉及大量义成永画店收藏画版的名目,其中部分画版和年画作品实物流传至今,如《空城计》《蜜蜂计》《四杰村》等。此外,目录中也有一些关于年画制作工具的记录,如“漏案”“架板”“裁板”等。这无疑是进一步研究义成永画店的珍贵文献,同时也是研究杨柳青年画的珍贵文献。
  

通过这本分家簿,我们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义成永画店的历史,如画店的规模、生产状况、经营状况等,也藉此推测到画店当时的经营盛况。簿中记载的版片共一百五十八种,其中“吉祥年画类”五十种,“戏曲、故事类”五十九种,“风俗时事类”五种,“门神、门画类”十六种,“神像类”二十六种。余二种,不详。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可以发现其中很多名目都可以和流传至今的义成永画店藏版一一对应,也有一些可以和早稻田大学藏义成永年画相符合,还有一些版片的名字也可以与其他被著录的义成永年画相合。义成永画店的这件分家簿记载的情况来看,义成永画店藏“千余块画版”的说法是非常有可能的,由此也更可以窥测到整个杨柳青地区年画存在的状况。
  

更为神奇的是,在2014年1月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点缀年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藏民间年画精品展”中,有一件《鱼献吉祥 红蝠进宝》的杨柳青年画墨线作品,竟然与现在义成永画店所藏的印版所印相同,现在版片残缺,仅余画面的中间部分。在之前的著录和展览中根据画面上残留的字迹将画面定名为《吉祥进福》。此次的新发现也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这件作品的原貌,不禁让人心生完璧之感。
  

传承与保护:墙内开花墙外香
  

清末民初,农村凋敝,随着石印和胶印年画的兴起,杨柳青年画日渐衰落。抗日战争时期,杨柳青年画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杨柳青年画的调查、收集、整理和保护(扶植)工作开始全面展开。而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则使杨柳青年画再次蒙受劫难。文革结束后,对杨柳青年画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又重新开始。在世界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与保护、全国范围的年画普查背景下,民间年画的实物资料在国内外不断被发现,更有大量作品得以出版、印行,研究者掌握的图像资料也越来越丰富。
  

对杨柳青年画的收集与研究最早是由一些外国学者开始的,这其中以俄国的科马罗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二人最为系统和全面。俄国植物学家科马罗夫于1896年和1897年两次到中国,工作之余,他收集了大约300幅年画(这些年画大部分都来自天津)。后来,他还用这些年画在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举办了一次展览。阿列克谢耶夫就是看了这个展览并被深深吸引,才决定着手收集中国年画,并于1906—1907、1912、1926年三次到中国收集年画,共得3000种。他对杨柳青年画非常喜爱,在杨柳青旅行的日记中写到:“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 阿氏的贡献不止于收集与珍藏,他还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中国民间绘画版画者。他在收集的同时对这些年画的内容与含义,以及使用规范做了大量的记述。在买画时,每有不明之处,都要向坊间的民间画工请教画中的“含意”。然后把这些“含意”记在纸条上,贴在年画的右边,以防忘记。这里面的许多记录都极有价值。
  

比较同时期境外年画的收集者还有法籍传教士亨利·多雷,他可称为“最早收集、整理、研究和摹绘出版年画的人之一”。这批以他为主收集的年画最早藏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现藏上海图书馆,共3000余件,其中就包括了为数不少的杨柳青年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年画上还留下了当年的传教士对这些年画的注录研究文字,共约有4万法文,包括了对年画题材、内容、主题等方面的记述。
  

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也收藏了一批民国时期的杨柳青年画,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杨柳青的作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间美术的确可以称作是记录一个民族的图像史书。但与文人美术和宫廷美术相较,从属于民间美术的杨柳青年画,在文人士大夫书写的历史中,相关记载极其少见。其制作方法,因是以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的民间美术传承方式进行,外人更难得其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展开杨柳青年画的研究、保护、传承就成为一个必要、同时也是必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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