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道山18号』丨一个博物馆的收藏史④：古人的“日食记”
“『粮道山18号』-计划 ” 线下展览已于11.13在杭博南馆临展厅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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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介绍展品位置索引图
这件鎏金银盏，盏口圆形，弧腹，圈足呈喇叭形外撇。盏内錾刻牡丹纹，腹壁高浮雕牡丹花卉和枝叶纹。外壁近圈足旁刻有“行春桥魏三郎匠”款。《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中记载，南宋临安府天竺路上的行春桥畔（在今杭州灵隐路），有行春瓦子，是当时有名的综合性市场，“魏三郎”应为当时行春桥附近的一位金银匠人，在盏底部錾刻金银铺地点和匠名，和我们第一期介绍过的“金叶子”“金铤”一样，都是出于店铺宣传和商业信用的考虑。这件银盏器身由内外两层构成，中空。外壁的立体凸花工艺和夹层的结构，可以很好地起到隔热保温作用，让古人有更充分的时间享用温度适宜的饮品。这件瓷盏内、外壁均施黑釉，外壁施釉不及底，露出灰白色胎。碗口有扣银痕迹，圈足内有墨书“方丈”款。此类造型的瓷盏多用于饮茶，之所以多用黑盏，则与唐宋时期流行的“斗茶”风俗有关。斗茶是由斗茶者取茶烹煮后，再由参与者来品评高下的活动，其胜负标准有二，一看汤色，二看汤花，因汤色以纯白为上，故选用黑盏特别能突显色泽。茶有生津止渴、提神益思的功用，是佛教僧侣们打坐参禅时的一种理想饮品。茶文化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种，与禅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最终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即禅茶文化。这件出土于杭州灵隐寺后山的黑釉瓷盏，底部墨书“方丈”款表明它很可能为某位方丈所用，正是“禅茶一味”的最好证明。这件瓷碗口沿尖薄，敞口，圈足。外壁素面无纹，内壁近口沿处印回纹一周，内腹壁满印缠枝花卉纹，内底印水波双鱼纹。器身施白釉，口沿及足端无釉处露白胎。整器修足规整，印花精致，是金代定窑的典型器物。这件瓷碗出土于浙大宋墓，与之同出的还有多件精美的定窑、景德镇窑瓷器和女性使用的金银首饰，推测墓主人可能出身于富庶之家，从碗底明显的使用痕迹来看，瓷碗可能为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碗本是最寻常普通的食具，相对其他器物来说，碗在历代的形制变化并不大。但通过雅致的纹饰，可以让常见的食具变得精美、仪式感十足，为日常饮食增添了几分乐趣。这件高足杯是杭州朝晖路窖藏出土26件卵白釉高足杯中的一件。杯口外敞，腹部圆弧，喇叭形高圈足外撇。杯内底印有朵花纹样，内壁印双龙纹，龙身肥硕蟠曲，四爪，细颈，蛇尾，身披鳞片，头尾处各有一颗宝珠，龙纹间相对印有“福”“禄”两字。高足杯是元代常见的饮酒器，与元代蒙古族人尚酒的生活习性密切相关。江西高安元代窖藏曾出土一件高足杯，杯内底书“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透过高足杯，不难想象元人持杯畅饮的粗犷豪爽。高34.4厘米，口径23.7厘米，底径27.3厘米这件花鸟纹竹叠篮由两个重叠的竹制食盒组成，盒身以涂漆装饰，盒盖、盒身处运用描金填彩工艺，描绘了花卉、雀鸟以及梅竹的意象，寓意吉祥。叠篮在杭州话中又称“攒（cuán）盒儿”，是由两个或多个盒子层叠组成的盛物工具，它与杭州的清明习俗有关。古时杭州的墓主要集中在西湖周围的山上，离当时的城区比较远，因此在清明节祭奠先祖的时候，人们需要将供品等物放置在叠篮之中以便携带。钟毓龙在《说杭州》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一场景：“盛置祭品之物，名曰攒盒，有大有小……”，“一攒盒不过三四幢，坟墓多者，须多备攒盒……”。清明时节，带上先人喜爱的食物和对他们的思念，仿佛那些欢聚的时光从未结束过。这是于宗瑛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创作的一件长卷。于宗瑛，字英玉，号紫亭，汉军镶红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他性情简淡，不趋荣利。擅长诗文，著有《来鹤堂集》，间作写意人物及花卉、禽虫，别有趣味。长卷写四季果蔬近百种，以没骨法写生，形象生动，设色鲜雅，颇具天趣。其中许多为江南特产，如茭白、莲藕、荸荠、菱角、鸡头米、茨菰、水芹等，足可见作者游宦江南的经历。食乃性也，古人的饮食文化不仅通过食材本身表达，在这些流传至今的与“食”相关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管窥古人对于“食”的态度：精致的器皿盛放着美食与美饮，体现了古人对“食”之一事的讲究；用以饮茶的黑盏和用以饮酒的高足杯，传递了不同民族和时代的文化背景；江南好，不仅是风景，对一处地域最初和最终的记忆都是落于味蕾之上的，品一味，懂一城。
线下展览
已于2021年11月13日
在杭州博物馆南馆二楼、三楼临展厅
正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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